「香港飛龍」標誌 本文内容： 近日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劉尚希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（第105期）上表示，當前需要關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擴張的力度，其次是政府支出的結構優化，支出擴張的力度決定了擴大總需求目標的實現程度。劉尚希認爲，目前，在消費支出刺激方面則多爲政府轉移性支出，如發放消費券、消費品以舊換新補貼、適老化改造補貼、育嬰補貼等，呈現爲一種結構性的政策，總量性擴張在地方層面表現並不充分。政府支出在傳統經濟學中一直被視爲外生因素，但如今其內生性愈加明顯。劉尚希指出，隨着公共消費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性及其佔GDP比重上升，政府支出的內生屬性日益顯現，類似於貨幣的內生性問題，政府支出不僅僅在經濟波動時起作用，而且是日常經濟循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當前的問題是政府支出在經濟循環中出現了梗阻不暢的現象，例如資金閒置、支出責任不確定，以及未來支付義務快速上升等。對於如何讓投資與消費形成良性循環，劉尚希的建議是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調整。首先，一切圍繞着“人的需求”來做文章。經濟發展、宏觀調控，當然包括財政政策在內，其底層邏輯都要從物本邏輯轉換爲人本邏輯。但在實際運行中，投資往往都是以“項目”爲本，錢花了，事幹了，就算形成了產出，至於產出是否滿足了人們當前和未來的需求，則往往考慮不足。劉尚希表示，隨着城鎮化的推進，家庭遷徙需求不僅僅涉及勞動力的流動，還包含社會認同與身份的轉變，這種基於促進社會轉型衍生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，其需求其實是巨大的，政府的投資與消費政策應該圍繞這類需求展開，才能實現投資與消費的統一，而且潛力巨大。其次，投資與消費形成良性循環，實踐中體現在推動市民化的進程之中。“市民化不僅是城市問題，更涉及農村的綜合改革，特別是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實現形式的深化改革，讓農民財產權利可估值、可抵押、可交易、可攜帶。”劉尚希表示，隨着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嚮往，農村發展空間的侷限性——就業難、增收難，使得農民希望脫離土地和農村，尋求更多的發展機會；市民化進程的滯後性，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中，勞動力作爲生產要素的流動放開，而在社會主體層面的流動卻受到限制。劉尚希認爲，通過實施更加積極有力的財政政策，政府應該在推動家庭遷徙和市民化方面發揮作用，推動結構性改革。第三，從央地關係來看，促進人口流動和市民化應該成爲中央事權。當前宏觀調控對地方政府財政的依賴性很大，也影響了宏調效果，這主要源於央地財政關係，集中反映在“三個不等式”上：地方財政支出超過全國財政收入，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超過中央本級收入，地方債務超過中央債務。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要依賴地方支出的擴張，只有地方支出得到有效擴大，財政政策才能更加有力地發揮作用。但問題是，地方支出的擴張受到了各種約束，這反映出宏觀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之間匹配性仍有待於進一步提高。”劉尚希說。當前，地方支出的擴張力度不足。今年1—4月的財政數據顯示，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增速差異顯著：中央支出增長了9%，而地方支出增長僅爲3.9%。雖然中央支出仍在擴大，問題是佔比小，撬動效果有限；地方收入有所增加，但支出增幅較小，顯示出地方支出難以擴張。劉尚希表示，要實施更有效的財政政策，必須改革央地財政關係，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級支出的佔比，這一改革對於推動投資和消費的協同發展，且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尤爲迫切。 (本文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。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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