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香港飛龍」標誌 本文内容： 詩云、無限猴子與AI未來，太陽系偶然出現在了一箇極度發達的文明的視野中。文明的主人自詡爲“神”，毀滅地球對它易如反掌，人類卻用一首《登鸛雀樓》博取了它的注目。“神”在這小巧的字符矩陣中窺見了豐富的感覺層次和含義分支，它們勃發於詩律和音韻的約束間。“神”萌生了無法遏制的野心，要窮盡一切可能，擁有還未被寫出的全部律詩（其中傑作，李杜也難望其項背）。它用強大的量子設備，算盡漢字排列組合的可能，耗盡太陽系的能源、物質，製成巨大的存儲設備，那是一片直徑爲一百個天文單位的旋渦狀星雲，其間的每個量子都鐫刻着隨機“詩行”。可當“神”望向浩瀚詩云，卻陷入了沮喪——沒有任何生命能窮盡詩云，悉數發現、閱讀其中蘊藏的傑作……上述故事來自劉慈欣的《詩云》，它與著名的“無限猴子定理”異曲同工：設想，如果令無窮多的猴子，在無限長的時間內不斷隨意敲擊打字機，會敲出什麼？答案是，無限可能，甚至是《哈姆雷特》。表面看，詩云和“無限猴子”展現了無限性的偉力，它令猴子比肩文豪，隨機字符串勝過李杜文章，人類望塵莫及。可一旦稍加條件約束，如限定猴子的數量和敲擊時長（即便限定數字看來趨近於無窮），或要求詩云中的傑作必須被閱讀，無限就塌縮了。二者以反證的方式昭示，被有限性所困的人類並不弱小，人類的成就絕非不值一提。《詩云》和“無限猴子定理”均在語言層面展開探討，這不是巧合。伽達默爾指出，人是語言的存在。語言能力向來被視爲人類特有的能力，語言不僅反映現實，還能在抽象層面闡釋、歸納現實。所謂現實，也是語言參與構建的。語言指向人類不可置疑的主體性，那是一種闡釋、建構世界的權力，即便在人類的有限性與宇宙的無限性激烈碰撞之時，它仍不可撼動。但是，如果某種非人存在獲得了語言能力，並充分理解其運作機制，而且，它不像人會被生命的長度和種種能力所限，人類是否就得向它交出語言的主權？沒錯，我指的就是AI。不久前，某同窗向我感嘆，AI生成的小說和詩歌太好了，身爲寫作者，他看不出它們和人類創作的區別（寫得更好除外）。這是一場不公平的較量，人輸在了起跑線上。將來，AI生成的言語會匯入人類的認知體系，這無疑將令人的主體性變得可疑，潛移默化地改寫語言甚至人的本質。問題不止於此。語言固然是人類意識的立身之本，但自古以來，掌握及運用文字的能力也暗含着精英性——它意味着長期的勤學苦練，意味着知識與思考，也常意味着天賦與權柄。但AI將這項稀缺能力平均化，使其不值一提。突然間，每個自傲的寫作者都要面對成爲多餘人的窘境。我們固然可以寫下去，但我們的風格、思考、開拓，甚至潛能，都必然被奪取，匯入AI運算中。當然，不僅寫作這類具有專業性、創造性的工作會受衝擊，數月間，“AI會讓大部分工作失去必要性”就從先鋒議題變爲老生常談。人類不得不重新評估知識、思想、創造力這類曾被視若珍寶之物的價值，而它們，往往與人的主體地位和存在意義掛鉤。在AI的衝擊下，人類的倫理架構和社會制度也將面臨鉅變，我們要應對的不僅有本體論問題，還有嚴峻的現實問題。在近期一次講座中，有讀者詢問哲學學者陳嘉映如何看待AI。他表示：這已經不是我要面對的問題了，那也不是我要進入的時代了……聽了這話，我心下無比悽然：被拋在新紀元的我們，沒有經驗和先哲的理念可以倚仗，如何在這陌異的世界上尋求立錐之地？我們要如何承受生存和存在的雙重重負？無目的，卻意味深遠——存在與意義之辨尼采斷言，人類生存於永劫迴歸的宇宙中，這意味着發生過的事會一再發生。單就我們面前的難題而言，他所言不差。眼下的困境，宛如耳熟能詳的音樂動機，反覆在人類歷史組曲中浮現、迴響。想象這樣一箇人：他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，大半生被貧病折磨，他曾面對行刑隊的槍口，又失去了髮妻和摯愛的孩子們。他歇斯底里地賭博，同時贖罪般地寫作……想象這樣一箇人：他生於二十世紀中期的南斯拉夫，因成績優異赴美求學，成了康德研究者。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後，他驟然變爲無力救助親朋的懦夫、同胞心中的背叛者、美國同事眼中的敵人，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也無法承載這種矛盾……想象這樣一箇人：她生於1980年代的中國，從小浸淫於人本主義思潮，把光明未來當作信仰。人生過半，她被信仰一再拋棄，在紛至沓來的打擊和失去中，不斷強行重啓生活，卻找不到出路。而AI，將剝奪她最後的價值，寫作能力……你是否注意到，這3個時代、境遇迥異的人，身上有着某種共性：他們都被存在的痛苦緊緊纏住，無從脫身。以上3個樣本，分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專著《陀思妥耶夫斯基：肯定生活》（以下簡稱《肯定生活》）的作者普里德里格·奇喬瓦茨基，以及普通讀者——我。雖不配與他們相提並論，我仍認爲我們的生命一脈相連：陀氏靠寫作進行劃時代的精神探索；奇喬瓦茨基靠對陀氏創作的闡釋實現精神突圍；而我，因他們獲得了些許直面現狀的勇氣。共通的經驗、感受在我們的生命間流淌，使我確信我們所承受的存在的焦灼是同質的。它具有典型的現代性，那是生命無所信靠、無所附着的恐懼、虛無。《陀思妥耶夫斯基：肯定生活》美普里德里格·奇喬瓦茨基|著趙翔|譯華夏出版社2024年11月在前現代社會，人自出生就被某種理想徵用，這給了個體生命確定的意義和位置。而在陀氏、奇喬瓦茨基及我身處的現代/後現代社會，人類逃脫了徵用，卻陷入迷惘：我們因偶然降生在這世上，而世界的存在可能也是偶然……罪惡、磨難、絕望充斥其間，卻沒有一種決定力量將它引向正途。如果世界沒有既定目的和方向，我們爲何存在？爲何不拒絕承受存在這沉重且綿綿不絕的苦痛？這類問題使生命從實然變爲或然，進入懸停狀態：我還要停留於此嗎？我是否要像陀氏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中的伊萬，把生之入場券退還造物主？伊萬是陀氏筆下一個極具光彩的角色，他酷似與神角力的雅各，試圖憑藉智力、理性而非蠻力，與造物主、與世界存在的根本合理性較量一番。陀氏借他探討了一箇重要議題：若造物主無跡可尋，是否可以轉而信仰理性？一衆先哲早就提出，完全在理性範圍內理解整個宇宙是一種妄想。陀氏進而指出，知識和理性也可能有害。《罪與罰》中大學生的謀殺之舉正是理性氾濫的例證。大學生認定自己有責任用謀殺來糾正社會財富分配的錯誤，實現公義……伊萬想得更深：他期盼理性終止一切錯誤和苦難，創建人人幸福的新秩序，制定一套“終極解決”方案……伊萬被此想法推上絕路，反觀歷史，“終極解決”建造美麗新世界，卻常常導致更不義的結果，“幸福”“安穩”被強加給每個人，個體不被准許拒絕……信仰失靈、秩序失靈、理性失靈，置身於破碎的世界，我們該如何安心地活下去？陀氏給了一箇振聾發聵的回答：去信仰世界，肯定生活。這回答必定曾讓奇喬瓦茨基深受震撼，《肯定生活》正是以此爲支點，展現了陀氏精神探求的線索。在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中，伊萬和阿遼沙兄弟爲“愛生活，還是愛生活的意義”而爭辯。爭辯沒有勝負，但陀氏的答案呼之慾出；即便世界罪惡橫行，弱者無辜受難，合目的性只存於想象，我們也要肯定生活。唯其如此，我們才能獲得生存的意義，破解存在之困。陀氏最常描寫的存在之困，是人面向生活時的迷茫和焦慮——你該怎麼做？生命沒有既定方向和神律可參照，個體必須全權擔下每個行動和選擇的責任及後果。奇喬瓦茨基認爲，陀氏的人物因此常處於內心動盪中，他們察覺到了某種裂痕橫亙在實然世界、可然世界與應然世界之間。在強烈的錯位感裏，越界這種必然的行動迸發了。越界是陀氏小說的關鍵，陀氏筆下的犯罪、逃離、自殺、愛、寬恕、信仰……都具有越界性質。拒絕當下狀態的持續是越界，反抗自身有限性也是越界。越界意味着主體向限制及秩序發起挑戰，衝突也由此顯現：越界的極限是一切皆可爲，這顯然不可取，可越界之邊界又在哪兒？答案是不可知的，人們只能用實際行動去探查。因此，每次越界都可能帶來危險、錯誤和罪行。苦難與疼痛無可避免地隨之而來。人類能把控的，只是如何對待這些苦痛：轉身逃走，或直面承擔？如笛卡爾所言，沒什麼比苦痛更切近、更內在於我們。對苦痛的承受能力，實爲人存在的標記。對它們的承受——受難，是人對越界的擔當與回應。在奇喬瓦茨基看來，陀氏筆下的受難都包含了價值衝突，它讓人敏感地去反思價值選擇，並重新認識、評估自我和人生。奇喬瓦茨基強調，陀氏肯定受難，不是在歌頌無意義的苦難。苦難的合理性與人類對待苦難的態度，是不同維度的問題。陀氏肯定的是人類受難時的內心堅守，即便人註定要與無意義的苦難碰撞，仍可自主決定對此的態度：要成爲聖徒還是野獸，這是個人而非環境決定的。聖徒之路苦難重重，是什麼促使人們向它奔赴？陀氏認爲，是信仰。奇喬瓦茨基指出，陀氏所謂的信仰是一種與現實無關的內心態度，其中充盈着對宇宙無條件的信賴。身處偶然世界，這信賴令我們不因混亂和無序而拋卻希望，恰恰相反，我們因信賴而看清世界的未完成性，相信世界仍處於完善當中。正因世界是未完成的、非決定論的，我們纔有機會塑造自我，自主探求人生意義。人生真的有意義嗎？“無目的卻依然意味深遠”，陀氏在《白癡》中如是寫道，奇喬瓦茨基以此概括陀氏對“人生意義”的態度——這個詞組本就是矛盾體，“意義”通常指有序而確定的目的，“人生”則是流逝的、非決定論的偶然狀態。可爲何要用目的和秩序來限定意義？意義本就凌駕於一切界限、權威和體系之上，它或許無法從作爲整體的生活中求得，卻會獨立存在於某些瞬間和人生碎片中，給人豐贍的體驗。意義的形成是個人化的（卻常在自我與他人和世界的交互中浮現），是動態的、不可預見的，它指向生生不息的自我成長與超越。即便在惡劣環境中尋不到出路，我們仍可選擇向內探索，憑藉精神之力推動自我蛻變。而這正是人的潛力及希望之所在，陀氏堅信人人皆可成爲英雄——英雄不是不犯錯的超人，而是主動擔下行動後果的凡人，他們在墜落後頑強爬起，在苦難中淨化靈魂，至死不放棄自我提升的機會，將意義的光芒播撒進衆生的心靈。如此觀之，陀氏和奇喬瓦茨基也當得起英雄之名。在精神世界被外力撕碎後，他們經年累月地將碎片連綴成全新的世界。它不再光潔、圓滿，卻因在淬鍊中重生而更爲遼闊高遠。他們謙遜地向衆生展示這奇蹟，以此證明：無論身處何種境遇，希望與意義的輝光永難磨滅。宗教大法官——自由與幸福之辨我們剛剛探討的越界、選擇、希望、意義，其實指向共同的內核——自由。本文之前對它避而不談，是因爲它在陀氏的創作中有着極複雜、深邃的內涵：它是主體性的終極彰顯，也是沉重負擔；它或是個人意志的積極實踐，或是對他人存在的粗暴侵犯；它善惡不定，沒有明確邊界。陀氏對自由最精妙的闡釋，出現在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的“宗教大法官”一章中。15年前，我爲了應付作業而苦讀它，卻毫無見解。彼時，審視自由既不緊迫也不必要。而今，伴隨新時代的到來，這審視變得空前緊要。“宗教大法官”的故事由伊萬講述，它發生在十六世紀的塞維利亞。耶穌突然降臨，掌管城市的年邁紅衣主教（宗教大法官）遂將他作爲異端關押。是夜，紅衣主教探訪耶穌，做出以下陳詞：世界不能按照耶穌昭示的方式（即尊重個體自由）建設，必須有人把民衆帶離歧途（即用幸福換取自由），紅衣主教及同僚將擔此重任……耶穌聽罷，只給他一吻作爲回應。我們可以對本故事進行多重解讀，不過暫且將討論侷限於大法官的自由與幸福之辨。歷經世事的大法官發現，人不需自由，只需幸福——簡言之，獲得麪包和庇護，生理需求被滿足。在耶穌的理想中，他將自由的許諾而非麪包帶到人間，人們會跟隨指引，自發趨向自由。然而，他不能提供一種教授如何善用自由的簡易方法論。人們不得不自行摸索，抉擇，承擔後果，這使自由終成重負。人們渴望逃離自由之苦，渴望麪包、服從、崇拜。紅衣主教順應了該渴望：他用威權和“幸福”引人跟隨，但杜絕人們的額外需求（“額外”是自由滋生之處）。他視自由爲混亂和苦難的根源——自由的衝動是辯證的，善與惡都在其中醞釀，自由會犯錯（比如，人因自由而不肯與他人分享麪包），那便成了幸福的阻礙。因此，必須以秩序、強制、欺瞞（自由的假象）替代自由。如何看待上述觀點？有人贊同，亦有反對之聲。奇喬瓦茨基就是反對者，他指出了其中兩個漏洞。其一，大法官如何證明自己的安排比耶穌的更高明？如前所述，“終極解決”靠不住，大法官也會出錯，他對不義的拒絕可能導致更不義的結果。其二，如果不能容忍苦難和混亂，爲什麼可以接受欺瞞和強制？既然幸福世界和自由世界都有殘缺，我們緣何厚此薄彼？奇喬瓦茨基認定自由世界優於幸福世界，是因爲自由固然可能產生惡果，但人人都葆有一項權利——自行決定以何種方式對其回應。有人的回應消極、卑劣，但總有人以擔當和良知回報世界，關鍵是，人隨時享有修正回應的自由，“通往更高境界的道路始終開啓”。這爲世界留下了無數可能，世界總存在變得更好的可能。反觀幸福世界，其選擇向度是單一的，可能的道路也是單一的。人們爲幸福付出的不只有惱人的自由，還有珍貴的希望……“宗教大法官”寓言至今尚未過時。試想，當我們開始依賴AI，是否就啓動了幸福換自由的交易？我們是否正將AI擁立爲大法官？本文撰寫期間，ChatGPT4.5通過了圖靈測試，AI已勢不可擋。在可預見的未來，基礎勞動、學習、思考、選擇和判斷可能不再是人必須做的，AI會預判我們的喜好，塑造我們的審美和行爲，替我們創造一切……我們就都成了大法官治下註定幸福的公民。死亡會平等抹除每個人，宗教大法官都會死，其國度也會灰飛煙滅——但AI大法官不會。每每思之，我便無比膽寒。我能做的，唯有拒絕AI的誘惑，堅持用以往的方式寫作，儘管這拒絕在現實面前，宛如蚍蜉撼樹。“個體的自由，並不體現在改變現實的能力。……自由的首要體現，是我們對加諸己身之事的態度。”奇喬瓦茨基寫道。哪怕現實已成定局，我們仍手握堅守自我價值的自由。《詩云》中的人類，在生死存亡之際向“神”展示了詩歌，要是我面對AI大法官，則會對它講起自己初讀《大師與瑪格麗特》的感受——最令當年的我震撼的不是其情節和深度，而是處於當時的環境，布爾加科夫明知出版無望，卻堅持將它完成。他爲何而寫？答案或許是：只要活着，他就不得不寫。一如人類種種實踐自由的行動，寫作也具有鮮明的越界性質，寫作者出於對當下的無法認同及對自我的忠誠而不得不爲之。越界是發生於內心的、反抗有限性的搏鬥，寫作者所反抗的既有現實處境，也包括自身的能力限制、自我懷疑、虛無、恐懼、內心的破潰……寫作不只是對語言的調遣與對故事及觀點的展示，也不只簡單還原了某些經驗、情感，究其根本，它承載着自我認識與探索。世間許多傑作，在誕生之初並不能交換任何東西，但寫作自會給予回饋，儘管無關現實利益。寫作提供了一條自我覺知、自我超越的路徑，寫作者借它跨越有限性設下的藩籬，觸探存在的極限。因此，真正的寫作與AI無關。AI不能越界，其“作品”不承載主體性，也不指向真實的經驗。它們可以被無限生產，但也會因過剩而無法被人類消費，化爲大而無當的詩云。但是，這套言論足以撼動AI大法官的威權嗎？我曾就上述種種，向朋友做了一番雄辯闡述，他反問：對於讀者，有何不同？即便AI生成的文本中沒有主體性和真實性，讀者仍會自動將感受和經歷填充其中，令其生動可信。我張口結舌。伽達默爾會對這反問投以讚許的微笑，它暗合了他的論斷：語言具有無我性。而無我性恰恰證明了“我”的在場。閱讀本質上是對話，每場對話都不屬於“我”，而屬於“我們”，對話開啓者（作者）不可能通過言語把自己的意指直接遞交給對方，響應者（讀者）也要將自己的主體性注入言語，雙方通力塑造一種容納彼此的精神的現實。回看AI文本，它不承載主體性，不指向主體視域中的真實，讀者對鏡自照般單方面決定了其“精神的現實”，這改變了閱讀的性質，使閱讀更具創作性。過去，作者被認爲是閱讀活動的主導，但AI證明，創作主體可以缺失，讀者卻不能缺席。人是語言存在的動機和方式，人的需求催生文本，沒有人的響應，文本只是字符串。因此，AI不能從根本上奪走人類對語言的主權——即便人們停止創作，只被允許注視AI的“傑作”，但人的感受、經驗、觀念仍會灌注並塑造它們。那時，注視就是創作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會全力逃離AI大法官的幸福牢籠，堅持寫到最後一刻。像陀氏信仰世界那般，我信仰寫作，它也給予我豐贍的回饋。陀氏用寫作反抗沉淪；奇喬瓦茨基靠解讀陀氏修補了精神世界；而我，用本文向他們遙遙致意——順帶夾帶自己當下的種種心曲：焦灼、苦痛、畏懼、不甘、渴念……我以赤誠將它們呈現於此，AI讀不懂，但總會有人懂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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